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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4年07月09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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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化案例
學者與記者的對話:“僵尸企業”生與死

位列今年五大結構性改革任務之首的“去產能”,如同一把懸在空中準備剔除贅肉的利刃,使那些長期依賴政府補貼、銀行續貸而茍延殘喘的“僵尸企業”,真切感受到“大限”的步步逼近。

  眾所周知,這些債臺高筑、冗員充斥、有名無實的僵尸企業,大多深陷“活不起”也“死不得”的困局,已惡化為拖累經濟增長、吞噬市場活力的“毒瘤”。隨著各地“去產能”力度不斷加大,加快“僵尸企業”清退成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要一環。

  為此,新華每日電訊評論部邀請國內知名學者何帆、新華社記者劉荒,圍繞“僵尸企業”清退等熱點問題進行對話。從學者獨到的理論見解,到記者深入的采訪觀察,他們或見仁見智,或互為補充,通過深度剖析“僵尸企業”的生存邏輯,為妥善處置“僵尸企業”提供了一個獨特的視角。

  嘉 賓:何帆(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副所長、財新傳媒首席經濟學家)

  劉荒(新華社高級記者)

  主持人:易艷剛(新華每日電訊評論員)

◎“僵尸企業”就像銹掉的齒輪,無法順暢地轉動。一旦企業的齒輪被卡住,宏觀經濟的齒輪也終將停止轉動

  ◎銀行才是造成“僵尸企業”問題的根源

 ◎喪失造血功能的“僵尸企業”,如同經濟血脈中不斷滲透和迸裂的“出血點”,不僅降低資源配置效率,還極易引發金融風險

  ◎如果說“僵尸企業”是深化改革的“硬骨頭”,國有“僵尸企業”就是社會穩定的“馬蜂窩”,處置中普遍存在“等一等、別惹麻煩”的畏難情緒

  “僵尸企業”:到底還能活多久?   

  主持人:請兩位嘉賓給“僵尸企業”畫個像,幫助人們認清它的模樣。

  何帆:按照牛津大辭典的解釋,“Zombie”(僵尸)一詞來源于西非剛果的方言,意思是“被某種巫術復活的尸體”?!敖┦髽I”是指那些效率低下、扭虧無望的企業,它們本來早就應該關門死掉,但由于地方政府或銀行救助又得以復活。

  20世紀90年代,日本股市泡沫和房地產泡沫破裂,為控制不良貸款激增,日本銀行業決定繼續為瀕臨倒閉的高負債企業提供資金。此舉雖然避免了金融危機,卻讓這些企業成了“僵尸企業”,拖累日本經濟陷入“失去的十年”。

  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,美國也出現大量“僵尸企業”,連通用汽車公司都啟動破產程序。近幾年,中國經濟進入“三期疊加”的新常態,一些行業產能過剩嚴重,大批“僵尸企業”擋住經濟轉型之路,必須盡快妥善處置。

  劉荒:由此可見,這種市場機制被扭曲的資源錯配現象,既非中國獨有,亦非國有企業所獨有。如果從詞語本義分析,西方文化中沒有東方的“僵尸”,東方文化里也沒有西方的“Zombie”。在中國文化語境里,“僵尸企業”更像認知能力完全喪失的“植物人”,一旦拔掉維系生命的各種管子,很快就會咽氣死掉。

  自年初以來,各級政府紛紛祭出去產能的“撒手锏”,但“僵尸企業”究竟還能活多久,恐怕沒人能說得清。這些長期依賴銀行續貸、政府補貼等非市場因素生存的“吸血鬼”,照樣還會拿“死賬”和“活人”當籌碼,重新上演有驚無險的生死博弈。這種“無綁架,不僵尸”的勒索社會特征,與經濟學家彼得·科伊早期定義的“僵尸企業”概念相吻合。

  何帆:目前,人們主要采用三種方法識別“僵尸企業”。首先是國務院常務會議提出的官方標準——不符合國家能耗、質量、環保、安全等標準,連續虧損三年以上,不符合結構調整方向的企業。

  其次,由武漢科技大學董登新教授提出的“扣除非經常損益后,每股收益連續3年為負數的企業”的方法。這種扣除非經常損益后的每股收益,更能反映企業的實際經營狀況。

  另外,由經濟學家Caballero、Hoshi和Kashyap共同提出的方法,簡稱“CHK方法”。由于“僵尸企業”往往會受到來自銀行的支持,因此識別“僵尸企業”的關鍵,是找到哪些企業得到了來自銀行的鼎力扶持。他們將最優利率與企業實際支付的利率進行對比,而那些實際支付利率比最優利率還低的企業,就有可能是“僵尸企業”。

  劉荒:除了中央企業由國資委負責外,各地“僵尸企業”的摸底排查工作,主要由地方政府推動完成。這種自行認定方式仍屬于行政手段,雖有利于調動各方積極性,但易受政府和部門的自身利益、短期目標所左右,造成“僵尸企業”定義模糊、標準不一。

  記者調研中發現,有的部門將注冊未開業或自行停業的休眠企業當成“僵尸”、有的大企業把專為投標注冊設立的“空殼”公司視為“僵尸”、有的地方將三年無所得稅入庫的市場主體看作“僵尸”……不僅底數不清、數量成謎,多數地方政府對誰是“僵尸企業”更是諱莫如深。

  “大家都喊著‘去僵尸’,沒見哪家企業承認自己是‘僵尸’!”一位地方官員向記者感慨地說,“僵尸企業”清退意味著恢復市場機制,誰是“僵尸”應該由市場說了算,不能讓政府決定誰“死”誰“活”。

  主持人:根據你們的研究與經驗,哪些行業和地區更容易出現“僵尸企業”?

  何帆:我們以國內A股上市公司為研究樣本,采用五種原則性方法和四種綜合性方法,對2007年至2014年國內僵尸企業的規模進行測度發現,截至2014年底中國上市公司中大約有10%的僵尸企業。這個比例與此前有媒體采用董登新教授的評估方法,得出A股市場有266家僵尸企業的結果基本吻合。

  從產業分布規律來看,“僵尸企業”主要分布在以下行業:一是與經濟周期相關的資源型產業;二是鋼鐵、煤炭、造紙等產能過剩產業;三是應倒閉而沒有倒閉的勞動力密集型產業;四是數量多、基數大,比例不高的房地產業。相對于其他產業而言,這些產業更容易出現“僵尸企業”。

  從地域分布規律來看,西部地區企業更多靠中央政府和東部地區的轉移支付,因而“僵尸企業”出現比例更高;東北三省、山西省,無論是從政府還是銀行角度考察,出現“僵尸企業”的概率都比較高;出乎意料的是中部地區、中等發達地區,河北、湖南、廣西、云南等,出現比例高于東部和發達地區。這些“僵尸企業”出現數量較多的地區,主要是產業結構高度單一、經濟欠發達的地區。

  劉荒:這個分布規律的研究非常必要,有利于從國家層面完善政策配套體系,各地可根據產能過剩行業、經濟落后地區和國有“僵尸企業”的難度和特點,因地制宜、分類有序,提高“僵尸企業”處置效率。

  在以煤炭、鋼鐵、石油等資源型產業為支柱的東北地區,國有企業比重畸高,去產能的任務重、難題多、責任大,稍有閃失就有可能前功盡棄。目前,除對占有礦權的“僵尸企業”加快淘汰退出、集中清理休眠企業外,一些地方對負擔沉重的國有“僵尸企業”,不僅不肯“動刀子”,甚至不敢“戴帽子”,生怕把“睡著的孩子拍醒了”。

  類似這種既未公開“僵尸企業”底數,也未提出市場清退任務的現象,顯然不符合“情況要摸清、目的要明確、任務要具體、責任要落實、措施要有力”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方案的要求。東北三省部分受訪官員認為,如果說“僵尸企業”是深化改革的“硬骨頭”,國有“僵尸企業”就是社會穩定的“馬蜂窩”,大家普遍存在“等一等、熬一熬,別給自己惹麻煩”的畏難情緒。

  何帆:事實上,一些“僵尸企業”占比較高的行業和地區,恰恰是國有企業占比較高的行業和地區。我們采取“有罪推斷”和“無罪推斷”兩種分析框架測算發現,國有企業更容易成為“僵尸企業”。

  這個結論主要源于我們的對比推斷:一是國有企業占所有企業的比例,二是國有“僵尸企業”占所有“僵尸企業”的比例。結果顯示,國有“僵尸企業”占所有“僵尸企業”的比例明顯大于國有企業占所有企業的比例,國有“僵尸企業”實際數量始終大于理論數量。

  劉荒:20世紀80年代,匈牙利轉型經濟學家科爾奈提出“軟預算約束”理論,認為源于國家“父愛主義”的投資饑渴癥,會催生國有企業預算約束軟化。一些無望恢復生機的國有企業,因得到政府隱性擔保而免于破產倒閉,成為國有“僵尸企業”的早期版本。

  今年4月中旬,廣東省率先出臺國有“僵尸企業”出清重組指導意見和實施方案,明確到2018年底基本實現市場出清。據權威部門統計,截至2015年12月31日,廣東省國有“僵尸企業”共3385戶,涉及在職職工66802人,退休人員57855人。

  與此前國資委提出用3年時間基本完成主體任務,到2020年前全面完成各項工作,以及山東、甘肅、河北等省份去“僵尸企業”的目標和措施相比,無論是企業戶數、職工人數、資產負債等數量和措施都更為詳細具體,因而也獲得了更廣泛的社會認可。

  大限將至:究竟誰是“保護傘”?  

  主持人:從當前經濟發展階段看,“僵尸企業”的具體危害有哪些?

  何帆:“僵尸企業”的存在制約了新興企業崛起,使得創新動力逐漸喪失,經濟增長陷入停滯,嚴重阻礙生產率提高。企業、行業和宏觀經濟就像三個互相聯動的齒輪。只有企業充滿活力,行業才能蒸蒸日上;只有行業蒸蒸日上,經濟發展才能大展宏圖。然而,“僵尸企業”就像銹掉的齒輪,無法順暢地轉動。一旦企業的齒輪被卡住,宏觀經濟的齒輪也終將停止轉動。

  一般而言,行業的產能水平需要與市場需求相匹配。市場需求減少意味著落后產能首先被淘汰,隨著落后企業不斷倒閉,落后產能逐漸減少,直到行業產能與市場需求再次匹配為止?!敖┦髽I”的存在會打斷去產能過程,它們在市場需求減少時沒有被淘汰,客觀上加劇了產能過剩。這部分多余產能并不是因經營需要而出現的,而是“僵尸企業”阻礙了行業去產能的過程。

  當行業不景氣時,產能過剩加劇,產品價格跌跌不休,企業承受著更大的經營壓力,甚至有可能出現全行業虧損?!敖┦髽I”之所以能夠擠垮好的企業,是因為它們更能承受虧損。好企業不斷退出,銀行的優質客戶逐漸減少,銀行只能把更多的錢投向“僵尸企業”,造成的終極危害是劣勝優汰。

  如果描述這個惡性循環的形成過程,即“僵尸企業”拿到錢——好的企業被淘汰——銀行沒有好的項目——“僵尸企業”拿到更多的錢。最終,“僵尸企業”大行其道,銀行反而成了“僵尸企業”的附庸,銀行成了“僵尸銀行”。整個經濟一蹶不振,陷入長期衰退。

  劉荒:這些喪失造血功能的“僵尸企業”,無謂地消耗著大量資金、人力、技術和土地等要素資源和市場空間,如同經濟血脈中不斷滲透和迸裂的“出血點”,不僅降低資源配置效率,還極易引發金融風險。

  如果從表面上看,對“僵尸企業”的救助是輸血續命做善事,結果往往卻是擾亂市場秩序的風險遞延。由于政府補貼所形成錯誤的激勵機制,使一些原本償債能力低下的“僵尸企業”,變身為財務和信用雙重軟約束的借貸者,不僅破壞全社會信用環境和金融生態,也助長了道德風險和機會主義行為。

  一個大型“僵尸企業”的破產,可能會危害到供應商、購買商,甚至整個產業鏈。它不僅造就劣幣驅逐良幣的市場逆淘汰機制,還通過傳染和蔓延,使整個行業變得死氣沉沉。在鋼鐵、有色、煤炭等產能嚴重過剩的行業,已經出現全行業虧損的局面。一些鋼鐵企業利薄如紙,“賣一噸鋼鐵的利潤買不起一根冰棍”的說法并不夸張。

  主持人:既然“僵尸企業”如此“罪不可恕”,為何不將其從正常經濟肌體中清除?

  劉荒:市場機制的核心是公平競爭條件下的優勝劣汰。如果市場剛給“僵尸企業”下達“判決書”,地方政府或銀行又為它們發布“赦免令”,說明企業“生老病死”受非市場因素干預過多,市場出清機制失靈。

  何帆:從國際經驗來看,銀行才是造成“僵尸企業”問題的根源,也是“僵尸企業”最核心的盟友。銀行若想消滅“僵尸企業”,方法非常簡單,停止給這些企業提供貸款就行了。

  然而,這些銀行從一開始就知道哪些企業是“僵尸企業”,也知道再怎么努力也救不活它們,為什么又要如此奮不顧身、前赴后繼地去救呢?不要以為銀行都是“救世主”或者“冤大頭”,它們有自己利益考量和救助邏輯,遠非普通人所能看懂的。

  一般來說,持續嚴重的產能過剩會導致產品價格不斷下降。產能過剩行業要想出現轉機,就必須有一批企業垮掉,讓產能恢復到合理水平,企業盈利水平才能提高。因此,產能過剩行業的競爭邏輯不是比誰的生產率更高,而是比誰能活到最后——“剩者為王”,誰能活到最后取決于這些企業承擔虧損的能力。

  企業自己不想垮掉,銀行也不希望自己的客戶垮掉。這時候真正在打擂臺的就不只是企業了,還有企業背后的銀行。銀行都希望自己的客戶能夠成為“剩者”,自然就會不斷給這些企業放款了。

  銀行之所以愿意幫助“僵尸企業”,主要是為了避免因不良貸款出現損失。從理論上來說,只要銀行持續不斷地給“僵尸企業”放貸,企業就可以借新賬還舊賬,該交多少利息交多少利息,“僵尸企業”問題在銀行財務報表中也不會很快體現。這樣“僵尸企業”既能從銀行續貸中吸血續命,又可幫助銀行掩蓋不良債權數據的真相,若能熬成“剩者”出現轉機,又何樂而不為呢?

  劉荒:除了銀行為規避不良債權持續輸血續貸外,地方政府為“僵尸企業”提供隱性擔保的作用至關重要。在以GDP增長為導向的政績考核壓力下,一些地方政府為維持經濟繁榮、就業充分和社會穩定的局面,不愿意“僵尸企業”關閉及破產重組,有的不遺余力地進行“輸血式”救助,有的通過行政手段阻止企業破產,幻想“拖一拖,企業就能活下去”。

  由于“錢從哪里來,人往哪里去,債務誰來擔”的現實困擾,始終沒有得到很好的解決,企業一旦關門破產,職工安置、社會保障和職工福利等各種剛性支付壓力,就得全部由地方政府來承擔,地方財力往往捉襟見肘,無力承接。在盡其所能提供各類“補貼”基礎上,利用政府權力和信用向銀行施壓,促使其繼續對“僵尸企業”續貸輸血,自然成為各地政府的優先選擇。近來,為了幫助企業擺脫困境,一些政府部門還多次牽頭組織煤炭、鋼鐵、水泥等本地商品銷售訂貨會、供需對接會,大多要求本地企事業單位采購本地企業產品,地方保護主義傾向明顯抬頭。

  河北省邯鄲市一位民營鋼鐵企業的負責人坦陳,這回是要動真格的了,如果鋼鐵價格持續走低或銀行繼續抽貸,用不了幾個月,很多民營鋼鐵企業都變成“僵尸”了。對于各地現行按相同比例或生產天數,調減鋼鐵企業產能的行政做法,他認為不如以企業盈利能力和負債水平為標準更有針對性。

  “由行政指標砍掉的產能,不能算市場出清!”一些民營鋼鐵、煤炭等企業負責人呼吁,要依靠市場機制“去僵尸”。

  市場出清:“放手”如何變“抓手”?

  主持人:對于那些兼并重組困難的“僵尸企業”,應該救企業還是救職工?

  劉荒:這個問題看似簡單,卻很難回答。過去,我們習慣于把企業與職工當成一個整體——不分彼此的命運共同體,尤其是國有企業更是如此。因此,保企業就是保職工,救職工也是救企業。

  隨著市場經濟體系和機制的完善,企業作為市場競爭主體,隨時有可能被淘汰出局,救助僵尸企業的方式不斷面臨新的挑戰:繼續輸血就會掉入“無底洞”,金融風險上升拖累經濟增長;停止輸血就會捅破“馬蜂窩”,企業倒閉破產影響社會穩定。這也是僵尸企業對社會具有勒索綁架特征的成因所在。

  我們透過僵尸企業發現,企業落后生產能力的背后,是職工脆弱的生活能力,也就是單一的勞動技能。因此,只有提高職工的勞動技能,才能真正去掉落后的過剩產能,“社會政策要兜底”的政策意圖,就是要為這種銜接和過渡提供制度保障。

  企業生死由市場說了算,失業轉崗政府要托底。把企業與職工分開,政府和企業的邊界就清晰了,保企業還是保職工的順序自然就出來了。如何運用市場機制、經濟手段、法律制度和社會政策,真正實現“僵尸企業”市場出清,遠非關閉虧損企業那么簡單。

  何帆:在美國、歐洲,傳統制造業都經歷過去產能,最快的也要十幾年,我們如果打算在3年到5年完成,時間比較緊張,應該做好打持久戰的準備。以前上海紡織工人下崗,處理起來比較容易,上海是產業結構多元的大城市,能夠消化下崗工人。此次“僵尸企業”多出現在中等城市,產業結構單一,第三產業薄弱,工人難以轉移。

  從域外經驗來看,對僵尸企業也不必過于恐慌。日本在2001年的時候,按照其計算方法,僵尸企業比例很高,到2004年,比例降到10%。由于自身調整或者市場環境的好轉,有很多僵尸企業復活,而且活得很好。第一,隨著經濟復蘇,“僵尸企業”慢慢減少;第二,讓企業置之死地而后生,其自救能力很強,自救途徑主要有裁員、賣廠、減少分紅等等,更需要政府出臺一些有針對性的政策措施給予鼓勵,讓企業做起來更順利一些。

  雖然不必過于緊張,但也不能忽視。宏觀上經濟下行壓力較大,企業本身經營困難,我們講的去杠桿、去產能、去庫存,都會給企業增添壓力,有可能觸發螺旋形下降,去杠桿會使資產價格下降。尤其要強調的是,政策底線應該是金融風險和社會就業。

  劉荒:過去有一種觀點,認為背著抱著一邊沉,花的都是相同的錢;但其實有時候背和抱不一樣,如果用社會保障兜底的方式,逐漸建立起市場機制,可能花同樣的錢,未來得到的效果不同。

  所以,地方政府在僵尸企業處置中,要把“放手”當“抓手”,要按照企業主體、政府推動、市場引導、依法處置的辦法,研究制定全面配套的政策體系,才能確保黨中央確定的政策不走樣、不變形,確保各項政策落實到位?!?/p>

  主持人:在治理“僵尸企業”過程中,政府、銀行和企業應如何有效互動?

  何帆:去產能的主語不應該是政府,而應該是企業。要創造一個機制,讓企業能裁員、能賣廠、能減少分紅。要做到這一點,在稅收上應給予支持,債務上給予支持。去產能去得多肯定有損失,如果去的好,銀行根據好壞給予支持。一部分分出來的工人,政府應該承擔,企業更要走出去。

  劉荒:近期,我也去過一些大型國有煤炭、鋼鐵企業,相比之下去產能的壓力比民營企業要小,主要采取減員增效的改革措施?,F在有一個怪現象,很多煤礦、鋼廠減員分流的都是所謂的勞務工(有的企業叫協力工),而真正的冗員要減掉卻很難。這些勞務工基本都是國有企業里的“主力”,大多從事苦累臟險的工作。如果把他們全部清理走,一來企業很多工作沒人想干、沒人會干;二來過去安全事故責任都是由他們所在的勞務公司承擔,企業不想擔這份責任。

  何帆:銀行應該先背著一些壞賬,再想辦法把銀行的壞賬處理好。原先風險管控規則要搞得更明確,防止新的“僵尸企業”出來。原來出現“僵尸企業”的原因之一,是對抵押品的估值過于隨意,估得過高;未來的現金流有貼現,弄很低的貼現率,把賬做得很漂亮。日本大藏省當初處置“僵尸企業”,出很厚的手冊,估算現金流全部都得按照統一的標準去做,中間不能互相套利。如此銀行的壞賬肯定會提高,提高了之后就要再想辦法,先把企業債轉到銀行;債轉股一定程度上管用,想辦法通過資產管理公司等進行資產證券化,可能以后銀行發展最快的業務就是處置不良資產。

  劉荒:各地民營鋼鐵、煤炭等企業負責人反映,對于資產負債率低、盈利前景好,符合產業轉型政策的項目,國家應該給予支持,銀行也不該不分青紅皂白,再干“晴天送傘,雨天收傘”這種事兒了。

  何帆:千萬不能操之過急,如果在經濟下行的情況下,又去產能去的過快,可能出現螺旋形下降的趨勢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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